何德旭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注重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维护金融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这对在复杂环境下更好地推进我国金融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统筹发展与安全，是新时代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

金融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

新的时代，必须准确把握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把金融发展作为金融安全的基础和保障，把金融安全作为金融发展的条件和前提，使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安全与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是金融运行的“一体两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优化金融结构、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并使之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相适应，有助于夯实金融安全的经济根基。道理很简单，金融结构失衡会影响甚至阻碍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实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反过来也会影响金融安全；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可以成为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的有力推动因素，而且可以增强国内资本基础，减少对外国资本流动的依赖，并降低外部冲击的风险；对金融服务用户的有效保护同样可以增强整体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引导社会资本有序流向实体产业，让实体经济筋骨强健，才能提升经济体系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从金融安全到金融发展也存在反馈效应。金融安全避免了流动性短缺的出现，可以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宽松稳定的环境。为维护金融安全制定的政策措施或组织建构攸关宏观经济稳定和监管成效，其反过来又会促进或阻碍金融发展。以普惠金融为例，之所以出现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的双向良性循环，是因为对于没有银行账户的人而言，更稳定的正规金融部门将是更具吸引力的选择，能够将金融服务带入许多人的承受能力范围。

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要坚持以金融发展促金融安全、以金融安全保金融发展。历史反复证明，没有金融发展作为保障的金融安全，必然难以长久；没有金融安全作为前提的金融发展，必然不可持续。金融发展是解决全部金融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破解突出金融矛盾和金融问题，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金融发展，只有推动金融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金融安全的物质基础。因此，要以金融发展的绩效为维持金融安全状态提供保障、为提升金融安全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坚持以金融安全保金融发展，就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金融发展创造安全的国内外环境。既要防止过度追求金融自身的发展，侵蚀金融安全基础，又要防止过度追求金融安全而形成对金融发展的抑制，继而削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丰富，面对的挑战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可以说，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其一，新冠疫情与贸易战在增大全球经济政治不确定性的同时，可能会极大地削弱全球经济活力，进而危害金融发展的根基。在贸易战与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日益转向自保而加速去全球化。对历史上数次大流行病的研究表明，大流行病结束之后仍然会出现持续较长时间的投资机会低迷和储蓄意愿增强，前者可能是由于经济中劳动力短缺抑制投资需求导致资本过剩，后者可能源于预防性储蓄的增加或财富枯竭后的重新积累。中美经贸摩擦过程中，美国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使得中国必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需驱动增长，且不得不通过激发国内自主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这对于长期以来倚重间接融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待推进的中国金融体系而言，无疑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其二，债务周期调整或导致金融动荡。根据世界银行2020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始于2010年的第四次债务狂潮席卷而来，是历次债务狂潮中规模最大、增速最快和范围最广的一次，目前处于历史低位的利率可能不足以抵御一场大范围的金融风险。在长期低利率或负利率环境下，投资者为了追求收益，会配置更高风险和更差流动性的资产，部分资金会流入传统评级较低的企业，进而推升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一旦经济增速减缓，企业出现盈利增长困难，很可能导致更多债券面临降级和抛售风险。同时，持续高企的债务水平会加剧全球可持续发展项目的融资压力。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政府、企业乃至居民债务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风险增加，中小金融机构资产质量问题突出，整体上金融风险明显承压。如何避免大规模违约的出现带来债权人对风险溢价补偿要求上升、融资条件更趋复杂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继而冲击实体经济，如何推进市场化的风险承担，无疑是新发展格局下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其三，以金融科技引领金融业集成创新为特征的金融变革，在为金融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的同时，亦可能隐含新的金融安全威胁。金融科技领域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容易形成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部分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可能为逐利而诱导过度负债消费，积聚金融风险；由于经营模式和算法趋同，增强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同时，金融科技发展还可能引发微观金融风险，比如，因高估流动性匹配率、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和核心负债比率所致的流动性风险；数字化业务模式的网络事故风险、内部治理和流程管控风险、关键第三方服务提供商依赖风险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监管相对滞后，金融科技对行为监管带来新挑战，并可能削弱现有金融安全网的有效性。

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 促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面对来自于新冠疫情、国际经济政策和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面对迫在眉睫的债务浪潮以及汹涌而来的金融科技，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服务于新发展格局构建的要点包括：

第一，着力优化金融结构。完善的金融结构，可以有效推进风险的市场化分担，促进资本积累和要素优化配置，进而夯实金融安全的市场结构基础。新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为重要战略支点，而与间接融资更偏好于运作成熟、风险低的大型传统制造企业的模式迥异，股权融资与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企业高风险、高回报的特征天然适配。因而，有必要在进一步挖掘间接融资体系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潜力的同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改革优化政策性金融，大力发展股权融资和资本市场，形成以风险投资和直接融资为主体的创新友好型金融体系，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于推动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高水平循环的枢纽作用，运用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为投资者提供大量、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衍生金融工具，投资者可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进行风险互换、管理投资组合。这不仅有助于解决间接融资主导体系下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更有助于应对期限错配和权益错配。

第二，持续推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广义而言，金融基础设施涉及金融安全运行的各个方面，包括金融市场硬件设施以及金融法律法规、会计制度、信息披露原则、社会信用环境等制度安排。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金融基础设施在连接金融机构、保障市场运行、推动要素价格市场化、有效提升金融契约效率、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完善程度和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能否更好地发挥金融功能、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统筹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必须加快建设金融基础设施。要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尤其是金融契约执行成本，把握好打破刚性兑付与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保护中小投资者等弱势群体免受大股东、垄断者侵害，为强化利益相关者治理创造条件，夯实金融安全的微观治理基础。现代科学技术的运用则可进一步提高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效率，要强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运用，通过信息识别、反欺诈、风险画像、自动化审批等科技手段，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金融资源配置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前瞻性，进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有效降低金融风险。

第三，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治理能力，促进公平竞争，在构建现代化的金融监督管理体系上下功夫。一方面，在持续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基础上，金融监管要做到微观合规与宏观审慎相结合，既要依托现代科技手段，又要紧密结合法律治理，以完善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以及立法、执法、司法的日臻完善夯实治理基础，健全金融监管执法体制机制，整治各种金融乱象，压实各方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另一方面，金融监管应着力于促进公平竞争。培育良性竞争环境，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竞争平台，既可有效地平衡金融创新、经济效率和可持续增长，更可有效缓解“大而不倒”的道德风险以及大型金融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的系统关联性所放大的负面冲击，遏制系统性风险的亲周期效应，保障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再一方面，探索以柔性监管、行为监管为代表的新监管方法的使用，从政策和市场等多方面扶持中小科创企业，保护创新源泉，培植金融发展根基。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金融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着力统筹好金融发展与金融安全，就一定能够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金融发展，不断谱写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安全发展新篇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