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创投发展的20年，每一次的飞跃都踩在了资本市场改革的鼓点上。从股权分置改革，到中小板、创业板推出，再到如今的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施行，先行者借助每一个关键节点完成了一次次的进阶，后来者在一波又一波的红利中不断涌现。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7月末，中国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约1.5万家。

“如果市场不具备最基础的条件和环境，创投行业就只有死路一条，创投今天的欣欣向荣，得益于过去30年资本市场不断的革新。”在当前众多的创业投资基金中，君盛投资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见证者，公司董事长廖梓君接受证券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如今注册制的到来，是资本市场仅次于股权分置改革之后的又一次大的制度进步，中国创投业将在这样的大时代下继续奔跑，力争投出下一个华为、腾讯。

从二级市场走向一级市场

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深圳的证券公司工作，廖梓君见证了深圳30年的发展，同时经历了资本市场的逐步规范和完善。在廖梓君的回忆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有三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第一，沪深交易所的建立；第二，股权分置改革；第三，注册制推出。“第一件事，使得众多企业有了上市融资交易的场所，第二件事使A股变为一个全流通的市场，而第三件事，则让中国资本市场真正开始与国际接轨了。”作为三次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廖梓君如此评价。

在资本市场发展红利的预期中，总有一批弄潮儿敢于在市场上占领先机，廖梓君则是其中的一位，2003年底，从二级市场走向一级市场，廖梓君设立了君盛投资。“那个时候有个重大的预期，资本市场将会进行股权分置改革，A股就会进入一个全流通的市场，所以很多机构都在那个时候设立起来。”对此，廖梓君感慨：大时代造就了大趋势。

除了制度改革的驱动以外，促使廖梓君从券商下海，创立自己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原因，还是当时一二级市场的不同表现和价格分化。“二级市场是一个典型的牛短熊长的市场，大部分的时间里参与者都是备受煎熬的。相反，一级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拥有一定的主动定价权，有更多的主动性，投到好的企业获益是非常丰厚的。”由于当时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倒挂不明显，加上中国的A股估值可谓是全世界最高的，廖梓君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专业度，具备一定的风控能力，就能在一级市场上获得不错的发展空间。

先后在一二级市场浸染多年后，廖梓君感受到，一级市场的盈利模式更有可持续性，更有利于团队的凝聚和市场化的运作，“我们在一级市场上，拼的不是国有背景和金融牌照，而是眼光和行动力。”廖梓君说。有了二级市场的市场经验，廖梓君迈入一级市场后顺理成章地做起了PE， 那个时候，在一二级市场巨大的价差中，不少Pre-IPO机构都赚到了第一桶金，君盛投资也因此有了生存和发展的资本。直到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开板，许多创投机构按照监管对上市公司的审核标准，开始走向更早期的创业阶段寻找投资标的，君盛投资也因此开始了从PE向VC转型之路。“创投行业能有今天的欣欣向荣，得益于资本市场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市场不具备最基础的条件和环境，创投就是死路一条。”十几年的创投历程，廖梓君这样总结道。

人民币基金奋起“卡位”科技创新

“今年我们正在募集第25期基金，到目前已经有13只基金完成清算了，我们基金的LP复购率有47%左右，即使在2018年的资本寒冬下，也有41%。”对于困扰创投的募资难问题，廖梓君坦言，影响肯定有，但只有真正能为投资人赚钱，募资难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创投发展了二十多年，经历过高光时刻，走过曲折坎坷，步入了平淡岁月，至今陷入了发展瓶颈期，募资难、投资难、退出难已成为压在行业肩上的三座大山，不少机构在此动弹不得。但在廖梓君看来，即便市场当前进入了低迷时期，确实存在募资难、退出难等问题，但从行业发展的相当长的时间来审视，这些困难都只是发展曲线中的一个小节点而已。“更何况注册制落地了，只有大的宏观环境不发生根本性的逆转，都会存在时代的红利，给予有准备的人。都可以在不确定性着中寻找确定性的机会，去做有确定性的事情。”

在国内创投机构纷纷遭遇发展困境之时，对于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元基金来说，却是“风景那边独好”。去年以来，美元基金频频成功募资的消息在投资圈内不绝于耳，甚至在疫情期间，也有美元LP加码投资中国的态势。不可否认，得益于在商业模式创新上的前瞻性和美元基金海外投资的成熟经验，以及海外完善的退出通道，美元基金在中国多年的发展一直比较景气，投下了京东、阿里、腾讯、360、大众点评等一众创新型平台。

“为什么这些项目的早期投资里很少有人民币基金的身影，不是我们笨，是我们在受某个阶段的局限而不得已的取舍。”廖梓君说。以深圳早期的投资机构为例，绝大多数是民营资本，设立之初就首先面临着如何尽快挣钱、有IPO上市的示范效应，先活下来的紧迫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按照当时的上市审核标准来筛选企业，而这一套标准却又是以盈利为主要指标的，但如今看到的腾讯、阿里这类企业全部不在其列，在这样的背景下，急于求存的人民币基金以及背后的LP，只能错过一些在当时看来确定性不强的投资标的。

“尽管我们做得好的人民币基金整体收益不逊于美元基金，但单个IPO项目不会出现赚二三十倍，甚至100倍，以及大众熟知的明星企业，我们的组合里成功IPO的不过赚3-10倍，项目组合比较平庸、传统。”廖梓君说。但是，注册制的落地使得这一形势得到扭转，人民币基金和美元基金之间的差异也在逐渐被抹平。

“未盈利的高科技公司也可以上市了，上市标准更符合一个创新企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以及对资金的需求和估值上升逻辑，这让人民币基金更有勇气投早、投新。”廖梓君认为，这一次，人民币基金不会再缺席了。以君盛投资为例，截至今年，投资组合里已超过85%的项目偏向早期。

围绕“企业数字化”做价值投资

让资本市场翘首以待的创业板注册制终于落下了靴子，并在8月24日迎来了首批上市企业。上市企业敲响的钟声犹如一针强心剂，打进了众多创投机构的心里。“这是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再一次重大历史性的跨越，是制度上的巨大进步。”廖梓君感觉到了一股洪流即将扑面而来，这是千载难逢的契机，必须密切关注和跟踪市场，积极布局果断出手，才有可能有更多收获。

在廖梓君的理解中，尽管注册制大时代来临，但对于一只周期长达七八年、坚持做价值投资的基金来说，不会因为某个事件而改变投资布局和投资逻辑，而是瞄准长期的趋势和经济驱动的动能。“现在非常明显地看到，中国高经济增速不可持续，完全空白的行业地带会越来越少。未来中国企业的增长，一定会从粗放式增长切换到精细化增长的方式。”廖梓君认为，精细化的管理运营需要科学决策，需要“企业数字化”的支撑，只有将经营活动数字化了，才能更加科学地去发现规律、发现问题、提升效率，从而强化企业的效率和竞争力。“因此，我们整体的投资策略，也是围绕“企业数字化”而来的，这一进程将贯穿未来十年，并带动一系列独角兽公司的诞生。”

廖梓君表示，“企业数字化”包括了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基础设施包括了5G、半导体、信息技术等，应用场景包括了金融科技、企业服务等，这是他们覆盖的重点。此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加，自主可控、国产替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一系列进口替代的技术驱动会加速国内产业重构。“资本市场门槛的降低，也会使未来科技领域企业从诞生到IPO的周期进一步缩短，更加有利于我们做前沿性技术领域的投资。”

在投资企业选择标准上，廖梓君表示：首先要有具备领袖和杀手气质的创始人，能够凝结和带领团队；其次，要能够有高度去观察和理解商业生态的全局，以及商业发展的规律；再次，要能够在合适的时间窗口做合适的事情，Timing很重要；最后，要有一个复合型的团队，行动力很关键，要在研发进度、产品迭代、商务落地上看到清晰的提升结果和改变，团队目标明确+执行力超强，这四个标准缺一不可。